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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彬是上述混改案例的亲历者之一。他以天津水产集团为例：“水产集团本身行业体量比较小，所以当初国资系统决定百分之百出让。还有天津一商集团，属于传统商业企业，受新商业影响很大，应该充分放飞市场，后来讨论决定，一商也百分之百出让。”如此高比例的操作，是否有国资流失的隐忧？

责任编辑：卢昱君四地推进职业年金入市 增量资金入市可期近年来，职业年金的入市步伐在加速推进。《证券日报》记者梳理发现，仅11月内，就有4地推进了职业年金制度建设的各项工作。其中包括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业年金投资管理人选拔紧锣密鼓地进行；江西省出台《江西省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；福建省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评选委员会向各法人受托机构下发了《福建省职业年金计划法人受托机构评选邀请函》；山东省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托管人评选结果出炉。

2019年5月，莫迪再次强势赢得大选，启用了颇具亲美色彩的人士主管外交，直接提升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的级别；而上个月莫迪对美时长一周的访问中，特朗普还亲自参加印度侨民组织的大型欢迎集会，高调秀出印美“恩爱”。必须承认，印度的“亲美”姿态除了用来孤立和施压巴基斯坦外，对中印关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考验。

同样为上一轮国企改革亲历者，曾担任国家经贸委脱困办副主任的周放生，认为事隔二十年多年后，目前一些地方国企的亏损面，又达到了当年三年脱困时期的水平。他说：“当然这和产能过剩有关，固然当年也有产能过剩的情况，只是不同状态的产能过剩，加上国企体制机制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，比如2004年国企改制这一项改革，从郎顾之争后便陷入停滞状态，导致现在的大面积亏损。”

天津市国资委官方数据统计显示，在2019年，曾有7家一级市管企业完成混改，该市完成混改的一级市管企业达到13家，带动二级及以下混改企业480余户。之所以执着于多年的混改推介，天津市地方政府自有其考量。吴彬表示，在天津当地，国有经济一度占比超过了“半壁江山”，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，国有经济占比过重，并不利于民营经济释放活力。基于此，做出调整，让民营经济共同分享改革成果，参与到混改当中来，尤其是竞争类行业，更要向社会资本敞开大门。

贸易下滑挫伤国内生产和商品供给，进一步推高了伊朗国内的通胀率。每年秋天的阿舒拉节，伊朗民众都会在街头摆上各种茶点和餐食，供来往行人免费取用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今年的饭盒里已很难找到牛羊肉，而以价格便宜很多的鸡肉替代。今年以来，虽然赶不上里亚尔贬值的速度，但市场货架上各种生活物资价格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。一些饭馆菜单用简单的贴纸写上新价格盖住原标价，方便未来及时更换。而民众的薪资水平却很难有相同的涨幅。